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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个小时的讲座，按照一个讲座来看的话，根本没有把事情讲清楚。但也正是这种模糊之处，给人以更多的启示。我理解下来，潘毅主要认为现存的建筑业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在于资本——由于国家与生产关系是互相利用的，虽有主流话语（如和谐之类），但在其之下的微观社会过程仍然逃离不了资本逐利的趋向，因而在一个放任的“实际制度安排”下，建筑业农民工不可避免各种伤害，也经历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向。

 

以下为潘毅所描述的建筑工人阶级形成的逻辑流程图：

 

 

这个逻辑是十分明确的，相信对于新马以及相关经验研究熟悉的人们能够很快了解到底讲了什么。以下还需要做一些注解：

 

1. 遮蔽的劳动关系与缺失的工人身份：

这两点都和放任的市场有关系。潘毅告诉我们新劳动法虽好，但是在建筑业中却始终不能贯彻。这并不是因为建筑业老板可以公然违法，而是因为农民工赖以维权的最基本的劳动关系得不到确认。建筑项目层层承包，而直接和建筑工人打交道的包工头并没有能力提供合法的劳动关系证明，导致很大一批农民工陷入了一种“不知道老板是谁”的状态。一旦发生事故，或者工人有福利要求，根本没有法理上可以申诉的对象。

 

2. 半无产阶级化：

城市需要农民工，但是城市不需要作为城市公民的农民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拖泥带水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中国城市对于农民工的所有要求。因而农民工陷入了一种半无产阶级的状态。他们的确是受到压迫的工人，但是同时他们在家乡也有田产，并不是无产者。（这一半无产阶级的定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老一代农民工的“窝囊”）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工必然会有农民属性多寡的区别。对于建筑业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农民属性更强。这是因为建筑业的收入更为不稳定（拖欠工资），所以家乡农产的收入则更为宝贵。很多建筑业农民工在六月间都会回家收小麦，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对于资方的抗争。

 

3. 阶级情感

所谓阶级情感，在毛时代指的是对于干部的一种要求——对于劳动人民必须带有尊敬、热爱的情感。这一要求源于新中国对于合法性的强烈要求，并或多或少地导致了劳动者更多的获利。而现在，政府办事人员则缺失这种“阶级情感”。潘毅列举了她的调查：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的工棚死去，应该获得工亡的赔偿，而劳动局的办事人员却认为宿舍并不是工作岗位，所以不能算是工亡。有点思考能力的人们都能想到，在工地上突然感到不适，而回到工棚中死亡必然符合“在工作岗位上死亡”的定义（直接出事故死亡是死得快一点，而回宿舍死亡则不过慢一两拍而已）。政府办事人员的看法，与其说是一种恪守法律，还不如说是运用政治空间进行亲资方的判定。在这一时代，政府人员更多是有“资本情感”，而不是“阶级情感”了。

 

4. 阶级行动：

最后，当工资拖欠到工程结束，当事故与纠纷处理未果的时候，就会爆发阶级行动。潘毅口中的农民工是相当老实的，在工程结束之前，农民工只有对于资本的希望。而当他们看到事实的时候，已然是工程结束老板走人之时，此时对于资本的愤怒，对于体制的绝望，使得他们不得不采取激进的行动，比如跳楼，砸房子等。行动之激进，也因为建筑工人缺少足够的力量。在普通制造业中，工人可以在产品热销季节或者订单繁忙的时段停工，此时工人有足够的筹码与资本进行谈判。而在建筑业中工人往往是在竣工之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因而只能用极端的手法来弥补自己的力量的不足。

 

1. 合法性在空中飘荡

不知从何开始，国家的政治越来越走向一种“合法性在空中飘扬”的状态。上头谈“和谐”，下头继续各种不和谐，然后变着法儿说自己这里其实是“和谐”的。统计局善于利用平均数，地方政府善于哄抬GDP，一派祥和。也难怪和谐这玩样儿难以操作化，难以利用我朝中央集权的优势号令天下层层加压，就免不了发展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2. 阶级vs阶层

（碎碎念：马克思说，阶级之中是有阶层分化的。）如同其他马派学者一样，潘毅认为阶层并不是“价值中立”的。阶层的提法本来就是对于社会流动的预设，本质上将社会问题给模糊化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阶层免不了带上了“和谐”的意识形态（真的，“和谐”越来越意识形态了），带上为政府歌功颂德的光彩。我的看法是，阶级阶层的不同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的社会结构想象，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任何视角都应该有其解释力以及这一解释力所基于的社会现象的范围。当马派执念于证明一个存在的阶级的时候，应该意识到阶层分化与流动；而当社会分层的研究者探讨winner与loser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社会中仍然有着代际流动性较小的群体。

我的一个想法是，能不能用一个概念将阶级阶层这两套框架统合起来。比如社会结构的稠化程度。当一群人的代际流动小到一定程度，他们应该被称为自在阶级；而当一群人具有充分的流动性时，用社会阶层来划分则更为合适。由此，中国城市可能是分阶层的，而落后农村则更像是一个阶级。

 

3. 新生代的农民工？

潘毅认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可能获得更好的生活。旧农民工乡土观念较重，也缺少维权意识；而据卢晖临等的研究，新一代农民工经过了“精神圈地”之后，其生活的参照系已经挪移到了城市之中。他们一方面对于农村生活再也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则又极力地想加入城市生活之中。他们这一代对于权益更为敏感，也更有胆量进行抗争，因为在精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农村这一条退路。

但是也正是因为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与有限的资源，导致了文化意义上更大的恶之花。近年很多“非主流”（应该说是某些非主流）与“山寨”现象，大多发生在这群年轻的农民工身上。而他们追逐城市生活的理想，则被很多城市原住民所鄙视。以往拿着大哥大尚且被称为暴发户，现在拿着廉价手机过着qq网络生活的农民工们，则更逃不了一纸歧视的标签。你城市原住民可以不为农民工怜悯，可以不充当农民工抗争的支持者，甚至可以不了解农民工的付出。居然，不能理解一个弱势群体的文化诉求，还硬要制造区隔，好似自己也因为这一区别抬高了身价一般。

 

以上。